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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050.com发布时间：2025-07-04 09:15:41 点击量：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社会治理领域的现实课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社会治理共同体蕴含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三重理论内涵。在社会转型背景下，超大城市自身的独有难题决定其必须加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重庆在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中成果突出，为我国其他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普适性经验，即以党建引领筑牢治理根基、以价值共识凝聚治理合力、以协同机制构建治理秩序、以数字技术提升治理效能，打造兼具发展活力与治理秩序的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
2019年1月，习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发展目标[2]。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多元治理主体基于协商互动和权责对等原则而形成的相互关联的社会治理形态[3]。其核心在于整合各方资源与专业优势，精准对接社会治理的多元需求，系统性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全面提升治理效能与服务质量。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变迁、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治理问题呈现出愈发复杂化的态势。在此背景下，超大城市作为人口高度集聚、经济活动频繁、社会要素密集的区域，面临着诸多独有且棘手的治理难题。因而，要加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整合各方资源、凝聚各方智慧，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治理挑战，进一步释放城市发展潜能。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关键一步。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念的创新表达，蕴含三重有机统一的核心内涵，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政治保障，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价值遵循，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是根本实践观。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领导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筑牢了坚实的政治根基。回溯历史发展脉络，从对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到社会管理理念的形成，再到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及其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演进，不仅反映了中国对社会治理客观规律认知的逐步深化，更是党精准把握社会治理现实需求、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印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统领性地位。一方面，中国通过顶层设计、决策规划确立我国社会治理的总体目标，确保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人民根本利益高度一致。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治理根基，保证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紧密团结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避免多元治理可能出现的碎片化、分散化风险，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
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取向，贯穿社会治理目标制定、实践过程和成果共享的全过程。在我国，人民的主体地位决定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所追求的共同利益。一方面，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主角”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他们既是社会问题的直接面对者，也是社会治理成效的直接体验者。另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遵循，是整合个人利益为集体利益的关键。个人利益分散多样，只有着眼于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需求，充分倾听民声、汇聚民智，才能“朝一个方向一起使劲”，打造利益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因此，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要始终以人民群众的治理需求为基点，真正让人民群众成为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广泛参与者、社会治理成果的最大受益者和社会治理成效的最终评判者。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核心在于，打破传统政府单一向度的管理模式，构建以党的全面领导为一元核心，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为特征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一方面，以往“包揽式”的管理模式使政府不堪重负。随着社会发展，社会事务日益繁杂，政府面临的工作量呈指数级增长，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不断提高，而政府的资源和能力有限，需统筹多方力量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另一方面，日益多样的社会治理需求呼唤多元协同。迈入新时代，公众对公共服务供给产生了更为多元且精细化的诉求。只有聚合多元主体的治理优势，上下互动、多元协商，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多元化发展需求，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与进步。从“一元管”到“多元治”的实践逻辑既坚持了党对社会治理方向的统筹引领，又激活政府、社会、企业、公众的协同动能，帮助实现从“政府独奏”到“多元合奏”的社会治理转型。
社会治理共同体内含政治保障、价值导向与实践路径的有机统一。深入解析其理论内涵，不仅有助于精准把握社会治理的本质，更为超大城市治理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引。
目前，我国共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重庆等7个超大城市。它们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在经济集聚、文化辐射、科技创新、国际合作等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当今全球化深入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城市时代”，现代化城市治理能力已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因此，超大城市的治理水平与发展质量，直接关乎我国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竞争力与话语权，“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4]已然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超大城市是一个要素集聚、多流交汇、高度集成、利益复杂的巨系统[5]，是各类问题交织的场域，其自身的治理症结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强大的虹吸效应虽然为超大城市带来了人口、信息等资源要素，但也衍生出公共卫生、事故灾难、自然灾害等风险，传统治理模式难以实现有效防控；第二，人口基数大，人口流动性强，内部群体多样性促使利益需求呈现多元化、个性化趋势，单一治理主体难以满足其复杂诉求；第三，依赖行政主导、资源投入有限的传统治理手段，容易导致服务供给失衡，加剧社会群体间的不信任感，削弱城市凝聚力。
超大城市所面临的独特挑战，决定了其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在这一背景下，加快推进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不仅是破解超大城市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因此，超大城市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凝聚各方力量，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新路径。
重庆是我国辖区面积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常住人口达3200万，山水纵横、城市高差大、城乡区域差异显著，是市域现代化发展的典型样本，面临着超大城市治理的共性难题。因此，选取重庆探究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模式，具有示范意义。
近年来，重庆深入推进“党建扎桩·治理结网”党建统领基层治理现代化改革，通过“141”基层智治体系推动基层治理从“自上而下”向“上下联动”转型，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重庆1031个镇街全覆盖建成基层治理指挥中心，贯通市、区县、镇街三级数字化平台，构建起扁平高效的治理架构。如，网格员发现问题后，可通过“141”基层智治平台直接上报，镇街指挥中心即时调度资源处置；遇复杂事项，一键“吹哨”即可联动区级职能部门协同解决。这一模式打破层级壁垒，实现信息快速交互、问题高效处置，推动基层治理向精细化、智慧化、实战化跃升，使基层治理由单打独斗转变为协同共治的良性运作，切实将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解决在基层，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筑牢组织根基。
重庆积极搭建多方参与平台，依托多种管理激励机制，打破传统政府主导的一元化治理格局，激发基层治理活力，如渝中区深入推进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社区志愿者为依托、社会公益慈善资源为补充的“五社联动”社区治理模式，以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服务弥补公共服务缺口；城口县创新新时代文明实践“积分超市”模式，以积分激励为纽带，广泛动员群众投身志愿服务、环境综合整治以及乡风文明塑造等乡村公共事务。重庆通过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的主动性，构建起“头雁引领、多元协同”的治理共同体，激发了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
重庆以老旧小区改造为契机，通过构建居民全过程参与的协商机制，将治理过程转化为共同体意识培育过程。重庆的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是典型老旧社区，在改造过程中面临着各方诉求不一、矛盾滋生等问题。对此，民主村社区创新“四方议事会”机制，将社区党委、社会单位（社会组织）、物业管理公司和社区居民等各方利益主体组织起来，通过院坝会、楼栋会等形式广泛收集意见，畅通诉求表达渠道，实现多方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有效提升社区治理效能。这种模式不仅让社区居民享受到更加便捷的服务，还有效激发居民在共建享、在共享中担责的意识，进一步培育“城市是我家”的共同体意识。
重庆作为山地立体城市，地下管网复杂，治理盲区多。依托全国首个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重庆建成覆盖8.24万平方公里的三维数字底座，形成“一物一码”的数字镜像，为重庆城市的“规建管运”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以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为例，该工程作为重庆首个全生命周期应用数字化技术的水利工程，依托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起“地理信息系统（GIS）+建筑信息模型（BIM）+物联网+人工智能”的智慧水利体系，实现水资源调配“一网统管”，极大提高治理效率。“物理空间—数字空间”双向互动的治理模式，为超大城市破解“看不见、测不准、控不住”的治理难题提供了创新方案，也为居民创造了更安全、更平稳、更便捷的生活环境。
重庆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通过织密组织网络、激活多元主体、凝聚共同体意识、强化数字赋能，有效化解超大城市人口结构复杂、利益诉求多元、治理场景多维等现实难题，实现治理效能与群众满意度的双重提升。
重庆的积极探索为我国其他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和普适性经验。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必须以党建引领筑牢治理根基、以价值共识凝聚治理合力、以协同机制构建治理秩序、以数字技术提升共同体的治理效能，推动实现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的持续推进以及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不断涌现，这给党组织政治功能的充分发挥带来新挑战。为此，必须从思想引领和组织建设两方面着手，提升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的引领力。一方面，要强化党的思想引领功能。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理论武装体系，让“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深入人心，培育“共建美好城市”的集体认同感，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另一方面，要构建“经纬贯通”的组织体系。将党的组织建设与城市网格治理体系深度融合起来，打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基层党组织治理架构，确保上情准确下达、下情精准上传，提高基层治理的响应力和执行力。
有别于传统熟人社会，在人口流速快的超大城市，“陌生人社会”特征显著，居民缺乏情感联结载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动力不足。对此，一方面，可打造可参与、可感知、可共享的公共空间，学习借鉴四川省成都市“邻里月台”情感空间营造的成功经验，通过创设多元化场景，让社区成员各取所需、各有所得，培育“邻里相帮、守望相助”的情感，从而凝聚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另一方面，可创新激励机制，推行“治理积分制”“道德红黑榜”“最美楼栋评选”等，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行为进行激励，有效激活个体参与城市治理的责任意识。
传统治理方式存在“上热下冷”现象，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的协同作用和治理资源尚未得到充分释放。一方面，政府要简政放权，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政府需厘清权责边界，将更多资源、服务下沉到基层，激发基层治理活力，让基层成为社会治理的前沿阵地。另一方面，创新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政府要转变角色定位，由“包揽者”转变为“引导者”，搭建公众参与平台，如社区议事会、“民意直通车”等；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资源供给、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提升其专业化服务能力。同时，完善社会治理资源整合机制，建立多元主体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协作网络，推动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市场资源有机融合，使不同主体的治理资源功效最大化，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习在重庆考察时强调，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步伐，构建城市运行和治理智能中枢，建立健全“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让城市治理更智能、更高效、更精准[4]。这表明社会治理数字化是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打造“一网统管”数字化治理平台，整合AI预警、数字孪生、区块链等技术，构建覆盖城市运行、民生服务、风险防控的智能中枢。另一方面，推动数字技术“产学研用”一体化，做好数字化治理的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同时，加强基层工作者的数字素养培训，确保技术应用与治理需求精准匹配。数字技术的应用能为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提供强大动能，让治理决策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真正实现“减负增效、精准服务”的治理效能跃升。
综上，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模式与西方社会自主性治理模式有着根本不同。中国方案提供了“一核多元”的社会治理解法，既突破了传统治理的层级壁垒，又规避了多元博弈可能导致的治理失序。抓住强化党建引领、培养价值共识、建立协同机制、推广数字技术四大关键，积极构建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为全球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1]中国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2.
[2]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1).
[3]郁建兴.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建设路径[J].公共管理评论，2019，(03)：59-65.
[4]习在重庆考察时强调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 蔡奇陪同考察[N].人民日报，2024-04-25(01).
（作者简介：曾佩仪系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夏吉莉系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