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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050.com发布时间：2026-02-17 13:14:59 点击量：
阿联酋外交战略转型深受国家战略目标、国内政治结构与经济转型需求的共同驱动，呈现出高度的主动性与战略灵活性。随着经济实力增强和地区格局变化，阿联酋外交目标的重心从维护生存安全转向追求经济繁荣，甚至区域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阿联酋国家愿景引导发展导向型外交的路径，国家政治结构为外交提供制度弹性，领导人治国理念与官方决策机制增强了外交的前瞻性和执行力。阿联酋借助新能源、数字经济等前沿技术推动经济转型，力图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区域话语权，并通过全球经济合作扩展国际影响力。阿联酋的外交战略并非完全是迫于外部压力的被动回应，而是基于国内发展逻辑与国家利益的主动谋划，形成经济外交优先、技术合作驱动、多边平衡的发展导向型外交战略。未来，阿联酋能否在大国博弈中平衡外部挑战，并有效借力推动自身转型，将成为其外交战略的重要考验。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下简称“阿联酋”)正以活跃的姿态参与到地区与全球事务中去，其独特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1971年建国后的二十余年间，阿联酋专注于经济建设和国家稳定，外交以生存安全为核心，表现出较强的安全导向与跟随性。但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阿联酋的外交战略逐渐开始转型，不再仅满足于生存安全保障，而是积极谋求区域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展现出从奉行安全导向的“跟随者”向谋求发展导向的“塑造者”跃迁的趋势。作为资源型国家，阿联酋长期依赖石油出口的传统增长模式面临着可持续性下降的压力，亟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能与战略支点。从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布局人工智能，到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和推进多边经济合作，阿联酋近年来的外交走在了阿拉伯国家前列，体现出国家战略思维的深度转变。阿联酋推进与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前沿技术的相关外交政策的动因及其实践路径值得深入探讨，为理解中东外交新动向提供重要观察视角。
国内外学界对阿联酋外交战略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国内学者孙德刚和喻珍指出，阿联酋外交策略正从“威胁平衡”转向“多元平衡”，以对冲战略在中美博弈与地区竞争中寻求战略回旋空间。丁隆和李楠则强调“扈从主义”和“推卸责任”策略，揭示外部格局对阿联酋外交的塑造作用。刘彬指出，阿布扎比王储推动阿联酋外交从平衡转向进攻型路线。段际则分析阿联酋在中东剧变后通过“有限战略自主”平衡对美依赖与地区扩张。喻珍与肖奔从阿联酋对非政策入手，指出其经贸与军事并重的发展路径凸显出其“大国抱负”的外交姿态。吴冰冰从宏观角度探讨了中东国家在全球博弈中的角色，指出阿联酋已跻身地区主要国家行列，并展现出明显的政策雄心。
巴西学者瓦尼亚·卡瓦略·平托(Vânia Carvalho Pinto)关注阿联酋国家叙事与软实力塑造，瑞士学者弗雷德里克·施耐德(Frederic Schneider)强调阿联酋在地区安全、国际竞争与可持续发展间的战略平衡，卡塔尔学者阿斯玛·贾西姆·哈马德(Asmaa Jassim Al-Hamad)和哈尼·奥马尔·巴苏斯(Hani Omar Al-Basous)则指出阿联酋以国防外交和军事合作应对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安全风险挑战。阿里·阿达米(Ali Adami)和拉明·巴克希(Ramin Bakhshi)分析了1971年至2017年间阿联酋外交政策的演变历程，依据政策倾向将其划分为阿拉伯认同、亲西方转向和主动平衡三个阶段，揭示了其在国际体系变革中通过灵活调整维护国家利益的策略特征。莉娅·舍伍德(Leah Sherwood)从“相对权力”的视角分析了阿联酋的小国外交政策，指出2004年至2016年间阿联酋通过主动的风险分散化策略来应对安全挑战，这种积极外交源于其在能源经济领域积累的能力优势。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从不同层面探讨了阿联酋外交的特征与动因，多聚焦于外部结构性因素及安全议题，或偏重“适应性”逻辑，未能充分揭示阿联酋自身内部的战略目标演化与国家发展诉求对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区域格局动荡与全球技术经济竞争的背景下，阿联酋的外交实践所展现出的主动塑造特征，已难以为外部结构约束下的“安全逻辑”所完全解释。此外，学界研究侧重传统安全合作与政治联盟，对阿联酋外交中日益凸显的“经济技术导向”关注不足。当前，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前沿技术外交，正成为阿联酋强化国家竞争力、增强技术自主权的重要路径，是进一步理解其外交战略转型的重要视角。
新古典现实主义主张，国家外交行为不仅受国际结构约束，还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国内制度结构与领导层对国家相对实力的主观认知这两个变量的共同作用。相较于传统现实主义主要关注国家间的权力分配与结构体系制约，新古典现实主义在结构压力与国家行为之间引入国家内部因素的调节机制，更进一步强调国家的制度结构、治理能力与领导人主观认知如何共同影响其外交行为，这一研究视角有助于解释外部环境相似条件下国家间战略差异的内在原因。与此同时，与建构主义强调国家身份与形象构建的路径不同，新古典现实主义虽未忽视认知和观念的作用，但更关注体系压力与实力认知如何通过领导人的主观加工与内政制度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反应。换言之，它更关注从认知到行动的内在转化逻辑，而非话语与叙事体系本身。借助该理论框架，我们能够更深入理解阿联酋外交战略的转型逻辑，考察国内因素对其外交转型的影响。
在国家利益的界定上，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利益不仅包含物质利益和国家安全，还包括国家实力和声誉，涵盖了从生存安全、经济繁荣、区域话语权到国际影响力等多个层面。为便于分析阿联酋当前外交的转型特征，本文在此基础上将国家利益划分为安全、发展与威望三个层级，强调阿联酋当前战略重心由生存安全转向发展与国际威望，尤其在前沿技术合作中展现出明显的自主性与前瞻性，因而呈现出鲜明的“发展导向型”外交特征，即国家以经济繁荣、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发展需求为导向，通过对外经济合作、技术交流等方式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外交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在于通过国际互利合作促进国家发展，与依赖军事同盟和地缘对抗的传统安全导向型外交形成鲜明对照。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视角，本文旨在梳理阿联酋“发展导向型”外交战略的形成逻辑及其背后的国内动因，并从经济转型、地区安全战略、全球经济合作三个维度考察其外交战略具体实践路径。
新古典现实主义提出，国际体系压力需要通过国内政治进程转化成政策，尤其从中短期来看，体系压力未必强大到足以决定国家行为的具体细节，而决策者和国内因素却具有直接作用。阿联酋外交政策展现出愈发明显的战略自主性趋势，与其说是适应国际体系变化的被动转变，不如说是基于国家自身发展利益与需求而进行的主动行为，这体现在阿联酋近些年来出台的一系列国家发展愿景中。这些政策不仅明确了国家发展目标、规划了内政治理的重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阿联酋对外战略的发展导向。
从2010年阿联酋提出《2021愿景》，到2017年推出的《阿联酋2071百年纪念》，再到后来的《我们阿联酋2031》愿景，以及《未来五十年的十项原则》，这一系列发展规划与政策指导为阿联酋国家行为提供了根本框架。通过对阿联酋国家愿景的分析解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在各个阶段的核心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多元化与创新驱动、高科技产业与数字化转型、先进的基础设施与社会服务、地区安全与区域合作以及全球枢纽地位建设等等，而这些目标直接影响了阿联酋外交的战略方向和优先级。
一是建设多元化经济和现代化社会。纵观这一系列的国家愿景，经济建设始终是重中之重。《2021愿景》强调建设可持续、多元化、高生产力的知识型经济，《我们阿联酋2031》愿景则进一步提出要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全球经济中心，而在《阿联酋2071百年纪念》中，阿联酋确立了建设“世界最佳经济”的目标，并明确指出未来经济要以基于科技的先进产业为基础，加大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领域的投资，以提升国家地位。此外，国家不仅要确保经济的弹性和稳定，还要高度重视发展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卓越的政府服务提供和先进的社会福利体系，推动社会现代化发展。正如《未来五十年的十项原则》中提到的，“阿联酋的外交政策是服务于最高国家目标的工具，经济发展是国家最高利益。政治的目的是为经济服务，而经济的目标是为联邦人民提供最好的生活”。阿联酋对发展国家经济、促进社会现代化的追求，势必会成为其制定外交政策时的重要考量，也会成为其外交实践的重要方面。
二是巩固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在国内社会层面，《我们阿联酋2031》愿景强调要注重提高居民的个人安全感、提升城市的生活质量、保障粮食安全和网络安全。同时，随着技术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组成部分，阿联酋日益重视技术安全，强调提升关键技术的自主发展能力，减少对外依赖。这不仅是国内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逐步成为阿联酋外交政策的新发力点。在地区与国际层面，《未来五十年的十项原则》中明确指出，“睦邻友好是稳定的基础”。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是阿联酋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第一重屏障，因此，与地区邻国发展稳定和积极的政治、经济和民众关系，是国家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优先事项之一。
三是提升国际地位和国家声誉。阿联酋在其多个国家愿景和长期战略中都强调要提升国际地位，致力于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和积极贡献者。在《2021愿景》中，阿联酋提出“促进阿联酋继续崛起，成为一支有影响力的有效力量”的目标，展现杰出国家治理模式，成为地区和全球效仿的领先典范。《阿联酋2071百年纪念》进一步明确了阿联酋的全球领导目标，强调通过经济、科技、文化等多领域的发展提升国家声誉，实现全球影响力的最大化。具体到外交实践层面，《我们阿联酋2031》愿景明确提出阿联酋要成为“国际合作最突出的支持者”，在区域及全球层面推动和平合作。这一愿景也体现在《未来五十年的十项原则》中，该政策强调“巩固阿联酋的全球声誉是所有国家机构的重要使命”，同时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与地区及全球伙伴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稳定。
阿联酋学者·哈尔凡·萨瓦菲指出，领导人制定的政治原则作为外交政策方向的路线图和总体框架，是预测国家战略项目的最重要工具之一。这些规划与指标集中体现了阿联酋的发展雄心和长期战略，同时也勾勒出其外交战略的核心逻辑。经济优先是阿联酋对外战略的重点，尤其强调通过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知识经济和创新驱动型产业来实现国家现代化。数字信息与科技创新是近年来各国迎头发展的重要领域，阿联酋加快实施技术与创新驱动的外交策略，加大人工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力图在新一轮国际合作与竞争中抢占先机，成为全球新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参与者。在对外关系上，阿联酋奉行务实平衡的多边外交，在缓和与地区周边各国关系的基础上，巩固与美国等传统合作伙伴的关系，还将视野投向东方，大力发展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战略合作，如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等互联互通项目、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等，这些都是符合阿联酋国家战略目标的外交举措与成果，旨在提升阿联酋在国际舞台的参与度与话语权。外交是实现国家雄心的工具，与国家战略相一致。阿联酋外交战略植根于本国发展需求，主动顺应国际体系变化，是助力国家转型升级和实现战略愿景的重要工具。
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联邦体制与领导层决策模式进一步影响了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并不会直接决定这个国家的具体政策，而是要经过国内政治体系和决策者的判断过滤。因此，国内的政治环境、领导人对国家实力与国际形势的理解和判断，都会直接影响该国的外交决策。
阿联酋实行联邦制，联邦最高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由七个酋长国的酋长共同组成，从中选举产生国家正副总统，对外代表阿联酋。根据政治惯例，历届总统由阿布扎比酋长出任，副总统兼总理则由迪拜酋长担任，各酋长国在联邦治理中职责分明，形成了较为稳固的权力体系。各酋长国在许多事务中具有高度自治性，其中阿布扎比和迪拜在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各自扮演着关键角色。阿布扎比是阿联酋的政治与军事中心，作为联邦政府的核心，拥有全国90%的油气资源储备，对国家财政和经济拥有绝对的贡献率，长期主导国家政治安全议程，在国家安全和外交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迪拜则凭借扼守海湾与印度洋航运枢纽的区位优势，发展成为中东地区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其经济开放政策也推动阿联酋在外交上保持务实灵活的特点，尤其注重科技创新、国际投资合作和国家软实力建设，在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等新兴领域积极布局全球伙伴关系。这种差异化发展路径形成了“双核驱动”模式，不仅有助于统筹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发展需求，也为外交在新兴技术领域的拓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和资源支持，使阿联酋在制定对外战略时更加灵活稳定，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提升国家的整体发展能力。
阿联酋宪法赋予总统在外交决策领域的绝对权威，领导人的更迭直接影响国家战略方向的调整。早期阿联酋在扎耶德总统(1971~2004年在任)的领导下，联邦内部权力较为分散，外交政策偏向谨慎，重心放在国内的统一与稳定以及阿拉伯身份的认同上，扎耶德主张通过调解地区冲突和支持阿拉伯团结来增强国家的影响力，较少参与全球事务，因此外交行动空间相对有限。后扎耶德时代阿联酋的领导人逐步突破这一框架。第二任总统哈利法(2004~2022年在任)执政期间，尤其是“阿拉伯之春”发生后，阿联酋认识到地区格局的变动，并利用这一时机调整其外交策略，从原本的低调温和逐步转向更为积极主动的外交姿态。在此基础上，阿联酋现任总统·本·扎耶德的治国理念和决策风格进一步强化了外交战略的主动性与发展导向。
·本·扎耶德于2022年正式上任，但事实上，自2014年哈利法总统因病退居幕后，时任阿布扎比王储的·本·扎耶德就已经成为了阿联酋的实际掌权人。新古典现实主义强调，领导层对国家相对实力与外部形势的主观认知是政策制定的重要变量。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经历的两个关键的认知转变，深刻影响了阿联酋外交战略的方向与路径。
第一个认知转变表现为其战略目标的突破。·本·扎耶德的强国愿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阿联酋的外交风格，使其从以往的偏安一隅、低调务实逐步转向更具主动性的战略，以期在地区事务与国际舞台上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本·扎耶德追求让阿联酋拥有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通过积极参与地区事务、参加国际议程与项目合作，强化阿联酋在国际场域中的存在感。这一认知促使其推动人工智能部、AI大学等制度创新举措，以强化技术主权、培育长期竞争力。
第二个认知转变则表现为其对实现国家战略路径的重新评估。·本·扎耶德早期的军人身份和军事背景使其一度寄望于通过军事干预手段快速获取地区影响力，但现实反馈收效甚微。他重新审视了阿联酋的相对实力边界，逐渐认识到军事扩张虽可在短期内塑造威势，却难以带来可持续的安全与发展；相比之下，通过和平合作、经济投资与多边协作，更能在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下稳健提升国家地位。这一认知推动其果断调整在也门、苏丹等地的政策，减少直接干预，更多依赖投资合作与多边参与塑造区域秩序。
这两个转变展现了对复杂局势的敏锐感知与应对，也充分体现了领导人的主观认知对国家外交方针转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此外，·本·扎耶德的国家利益至上与世俗主义理念也引导阿联酋的外交战略逐渐更具自主性。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亚伯拉罕协议》的签署上，阿联酋率先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不仅实现安全上的战略缓和，也为双方在经贸、科技、人工智能等高技术领域开展合作创造了条件。阿联酋日益重视前沿技术在国家竞争中的作用，将技术安全与经济发展高度融合，进一步拓展了阿联酋外交的实践空间。在中美博弈背景下，阿联酋采取务实策略，不再依赖美国这一单一盟友，而是通过“向东看”战略主动拓展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合作空间，展现出兼顾国家利益、技术主权与战略自主性的前瞻布局。
在阿拉伯国家中，阿联酋较早认识到单一能源结构对国家长远发展的制约，多年来一直谋求经济结构转型，是典型的发展型国家。经济利益在其外交决策中占据重要地位，推动国家经济转型成为阿联酋外交布局的关键因素。面对能源市场变革与科技竞争加剧的趋势，阿联酋一方面加快能源经济转型，利用能源作为外交工具开展国际合作以巩固其全球能源大国地位；另一方面加大对高科技领域的投入，积极通过双边和多边外交平台引进先进技术与经验，以提升本国的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经济转型的诉求深刻影响了阿联酋的外交战略，不断推动其在全球竞争中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石油和天然气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是阿联酋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也是其外交的重要筹码，阿联酋在传统能源领域的外交合作成为其对外战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能源市场遭受剧烈冲击，欧洲能源消费大国急需寻找替代能源来源以弥补俄罗斯在石油供应上的缺口，于是纷纷加强了与阿联酋的外交互动以寻求能源合作。阿联酋凭借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利用能源外交进一步提升其外交自主性。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趋势和清洁能源比重的逐年上升，传统能源份额被压缩已成事实。虽然阿联酋很早就意识到依赖石油经济的风险并开始大力发展非石油经济，但至今传统化石能源依然是其国家经济支柱之一，油价波动对阿联酋财政稳定和社会稳定仍造成巨大影响。因此，阿联酋在发展非石油经济的道路上走深走实的同时，亟需将新能源特别是清洁能源的技术开发与国际合作作为外交战略的重要支柱，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规划的高度。
在《我们阿联酋2031》规划中，阿联酋将本国定位为“全球绿色创新的前沿和清洁、零排放的先驱”，强调了加快能源部门的转型步伐、加强在绿色经济方面努力的重要性。阿联酋展现出对能源转型的高度重视，既是为其进一步融入全球绿色经济体系铺路，也是走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和稳定国家财政的必要之举。根据阿联酋《2050国家能源战略》，至本世纪中叶，清洁能源在全国能源供给体系中的占比计划提升至50%，其中可再生能源占44%，核电占6%。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阿联酋不断推动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建设，在太阳能、风能和氢能等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与合作上积极展开外交实践。阿布扎比未来能源公司(Masdar)是全球领先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商，业务覆盖40多国。2020年8月，阿联酋首座核电站巴拉卡核电站正式投产，可以满足阿联酋25%的电力需求，使其成为中东地区首个拥有核能的国家。2024年7月，阿联酋公开表示已经启动第二座核电站投建的评估工作。此外，氢能也被阿联酋视为确保能源安全和实现工业脱碳的重要潜在途径，阿联酋在2021年COP26期间公布了氢能领导路线年正式发布“国家氢能战略”，规划至2050年达成年产1500万吨氢气的目标，致力于进入全球绿色氢能生产国前十强序列。
为了落实本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战略目标，阿联酋将清洁能源作为其外交战略的重要抓手，积极拓展绿色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通过引入外资、技术产业合作来服务于国内经济转型，提升其在全球新能源技术格局中的话语权。在这一战略考量下，阿联酋不断深化与关键国家的绿色能源合作关系，特别是在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合作中展现出高度的政策契合与互利性。
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成为阿联酋新能源外交战略中的重点，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在这一背景下愈加紧密。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具有显著优势，双方在能源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及技术转移等领域开展了大量合作。早在2012年，阿联酋就与中国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就和平利用核能及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等开展磋商与合作”。近年来，中阿在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不断提质增速。2023年6月，中国公司承建的阿联酋艾尔达芙拉光伏电站全面投入运营，作为目前全球最大规模的单体光伏项目之一，该电站具备强大的清洁能源产出能力，为约20万户家庭提供电力，每年减少碳排放量逾240万吨。同年10月，由中国电建总承建的阿联酋首座风电设施于在阿布扎比实现并网发电。其年发电量可满足2.3万户居民用电需求，年均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万吨。2025年初，阿联酋Masdar能源公司宣布总投资约60亿美元的全球首个大规模“全天候”光伏储能千兆级项目的首选承包商和供应商，其中多家中国企业中标阿布扎比清洁能源项目，展现出双方在绿色能源产业链上的高度互信与互补。
阿联酋采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双路径”能源外交模式，成功将新能源外交转变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国际地位的关键工具。通过引入先进技术与资本，实现本国绿色转型的同时，也在全球能源治理中不断强化其话语权，展现出强大的战略主动性。
在全球数字化转型浪潮的推动下，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高科技产业逐渐进入各国经济发展路径。作为后石油时代的领航者，阿联酋大力发展以5G、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这既是出于后石油时代经济多元化的发展需求，也是出于应对技术变革、维护技术主权、避免西方“数字霸权”对国家治理带来风险的安全需求。
一方面，中国在5G和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领域具备优势，阿联酋发展数字化战略方面需求迫切，双方具有高度互补性，阿联酋积极寻求与中国的高质量合作，将能源收益投入数字化转型与高精尖技术研发中，打造国家财政的新支柱。另一方面，美西方国家为了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常常对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施加各种限制和壁垒，且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若被恶意利用，可能成为外部势力干涉国家政治的工具。因此，阿联酋若不致力于提升技术自主发展能力，则在与美国的数字技术合作中可能长期处于依附地位，难以实现技术层面的跨越式发展。
阿联酋在多项国家战略中将数字经济列为优先发展目标。如《阿联酋2071百年纪念》指出，先进科技产业将作为阿联酋未来经济的基础，通过加大对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和研发，打造经济新增长点，同时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话语权。在这一框架下，阿联酋陆续推出《2031年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等一系列更详细的战略，以期通过人工智能为阿联酋经济创造高达3350亿迪拉姆的收入，帮助其实现经济多元化、提高生产力；2022年4月启动的一项包含30个举措和计划的数字经济战略，目标是在未来10年内将数字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实现翻番，阿联酋还专门成立了数字经济委员会来推进这一计划。
实际上，阿联酋的数字化转型始于20世纪80年代，自1982年设立信息总局以来，计算机技术逐步被引入政府工作。此后，阿联酋致力于不断提升数字基础设施，至今已在电信服务覆盖、互联网连接等方面领先世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数字政务体系。阿联酋电信运营商Du已在迪拜部署了数百个5G-A基站，并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扩展该网络，移动和固定互联网的普及率、光纤覆盖率等指标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哈伊马角交通管理局于2022年正式推出智能交通管理平台，集成公交、出租车、共享单车甚至海上运输等多元出行方式，为市民打造智能化出行服务体系，阿联酋的数字基础建设的成果已切实惠及民众。随着国内数字战略的深入推进，阿联酋也开始将前沿技术作为外交新支点，积极参与全球科技合作与数字治理，推动国家战略利益向外延伸。自2017年中同参与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以来，双方在数字基建领域的合作变得愈发密切。去年9月，阿联酋电信运营商Du联手中国华为公司共同打造了中东首个室内5G-A网络，进一步巩固了Du在5G用户体验上的领先地位。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展现出加速向人工智能深度转型的趋势。阿联酋积极布局，除数字基建外，同样在人工智能赛道不断发力，致力于成为海湾地区人工智能开发主力之一。阿联酋不仅率先设立全球首个人工智能部，任命世界首位人工智能部长，还创办了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大学，充分展现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深耕发展的决心。阿联酋在人工智能领域不仅起步早、投入大，更在政策引导与产业推动的协同下构建起较为成熟的发展生态。根据普华永道的预测，2018年至2030年间，阿联酋人工智能产业的年均增长率预计将达到33.5%，对本国GDP的贡献有望提升至14%，成为中东地区人工智能领域重要的引领者。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来看，阿联酋在中东乃至全球人工智能格局中扮演的角色正日益重要，显示出其向人工智能强国迈进的明确意图与战略布局。
近年来，阿美合作的核心也逐步向人工智能、芯片等前沿高端技术领域倾斜。2024年9月，阿联酋人工智能公司G42与美国微软达成合作，进口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宣布将合作在阿布扎比新建两所人工智能研究所。2025年3月，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与特朗普在白宫会面，阿方承诺在美国实施一项为期10年、金额达1.4万亿美元的投资框架，涉及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能源和制造业。由此可见，前沿技术将是阿联酋未来的重点投入领域，阿联酋通过积极与技术强国展开合作，主动融入全球高科技产业布局。
在中美技术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阿联酋处于技术脱钩格局下的“第三方市场”，既面临选边站队、技术封锁的压力，也拥有调动多方资源、拓展多边合作的机遇。基于本国技术主权安全和长远发展诉求，阿联酋一方面深化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另一方面也不断扩大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技术协作，从多方技术交流与联合研发中掌握高精尖技术，谋求技术自主权。这一策略不仅有助于阿联酋打破对单一国家的技术依赖，推动本国科技水平的跃升，也反映了其将前沿技术视为国家利益核心、融入外交战略的高度能动性与前瞻性。
在中东地区格局不断演变的背景下，阿联酋的地区战略也经历了由安全导向到发展导向的深刻调整。这一调整的核心因素之一是对国内综合国力的深刻认知和自我评估。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长期来看，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相对物质实力资源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外交政策的目标和范围，即随着实力的提升，国家往往会寻求扩大其海外影响力；而当实力下降有所减弱时，其外交行动和战略目标又会随之收缩，以适应新的现实情况。阿联酋在实现经济实力增长后，其外交目标亦逐步从生存安全保障过渡到谋求地区话语权与拓展国际合作资源，展现出更具主动性和战略多元性的外交特征。
在中东剧变后，埃及、叙利亚等地区传统强国衰落，而海湾国家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相对较小，中东格局“东升西降”，格局天平向海湾地区倾斜。在这一时期，阿联酋在经过长期专注于经济实力积累的低调发展后，综合国力已大幅提升。为规避地区动荡带来的风险，遏制政治势力扩张，并进一步追求发展目标，阿联酋主动抓住此次体系结构变化的契机，及时采取更为主动的外交姿态，积极参与地区事务，联合沙特试图塑造“阿联酋—沙特轴心”的新地区秩序，来扩大自身实力、强化地区话语权。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阿联酋的外交重心在于维护自身政权安全，采取了严厉措施遏制政治势力的蔓延。为进一步确保自身政治模式的延续与稳定、巩固世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策略很快演变为通过区域经济合作与援助，在维护政权安全的同时，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阿联酋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际金融地位，通过对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的经济援助，支持世俗化政权，以巩固自身在阿拉伯世界中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树立自己作为发展促进者的形象。
自2018年以来，阿联酋已向苏丹投资超过60亿美元，尤其是在农业领域。2007年全球粮食危机爆发，为确保粮食安全，阿联酋在海外农业领域投入巨资，苏丹是其主要投资对象之一。目前，阿联酋两家公司在苏丹北部种植面积已超过5万公顷，并计划进一步扩大规模，推动该地区农业的长期发展。此外，为了绕过苏丹政府控制的港口，阿联酋于2022年签署了一项价值60亿美元的协议，在红海沿岸建设新港口，交给阿布扎比港口公司运营，专门保障自己的粮运通道，确保其粮食和其他重要资源的流通。这些经济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丹经济的复苏，也使阿联酋在非洲的粮食供应链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但无论是农业和港口投资，还是在冲突中的间接角色，阿联酋对苏丹的介入引发了诸多质疑。阿联酋对苏丹的投资集中于北部特定区域，持续加大对地方资源的控制，加剧了苏丹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紧张，大规模缺乏本地参与的外资农业开发亦引发土地权争议和社会舆论。近年来的多方调查与外交观察显示，阿联酋暗地向苏丹快速支援部队输送军备与物资，成为其重要外部支持者。尽管阿方否认直接干预，但仍有分析认为阿联酋与苏丹部分武装派别之间存在金融与资源层面的合作，包括黄金贸易等，实质性加剧了苏丹内战的复杂程度，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2025年3月，苏丹正式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阿联酋在其国内冲突中间接支持种族灭绝行为。尽管相关请求未获国际支持，苏丹仍于同年5月6日宣布阿联酋为敌对国家，并断绝两国外交关系，对阿联酋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显著冲击。在这一过程中，阿联酋最初出于合作援助的介入逐步延伸至关键港口、农业和安全事务，反映出其试图以有限实力谋求扩大区域影响力的意图，虽然短期内拓展了战略存在，但也因干涉苏丹内政引发不满与反弹，最终造成外交关系的破裂。
阿联酋与伊朗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冲突不断，而且自阿联酋建国起两国便在“三岛”问题上存在领土争端。面对与伊朗的长期竞争关系，阿联酋逐渐调整战略，开始通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与伊朗在非军事领域展开间接性竞争。
以双方在也门战事中的参与为例，阿联酋最初主动介入也门战事有三方面考量：一是通过直接的军事干预，加强自身在也门及红海地区的影响力，意在与伊朗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二是利用战事扩大在也门南部的势力范围，特别是通过控制索科特拉岛，将其战略利益和经济布局向“非洲之角”拓展；三是通过实战积累军事经验，提升军队能力与国际声誉，为未来的军事战略布局创造条件。但阿联酋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并未取得预期成效。长期的拉扯消耗导致阿联酋的军事支出陡增、财政负担加重，国际舆论上的人道主义批评亦持续发酵，反而加剧了阿联酋的安全风险，损害了声誉。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在战略选择中往往优先考虑巩固既有国际地位与战略影响力，保存现有的相对实力，而非盲目追求势力扩张。在意识到军事竞争策略收效甚微后，阿联酋果断选择及时撤军以止损，转而强化经济技术合作的外交布局。这一调整体现了其对相对实力消耗的警惕与重新审视，也表明重回发展导向外交是在失败经验教训基础上的纠偏结果。阿联酋收缩军事投入，与伊朗等地区大国缓和关系，通过减少对抗、扩大合作的策略，保存国家实力、缓和地区局势，以经济发展促进地区的稳定和自身的战略优势。此外，阿联酋还相继与卡塔尔等亲伊朗阿拉伯国家缓和关系，既为在叙利亚战后重建工作中获取商业利益做铺垫，也是为了缓解地区安全压力，以专心发展经济。
尽管避免了正面冲突，地区竞争态势依旧持续。随着中东地区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伊朗的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张，以及阿联酋对国家安全、经济多元化和科技转型的迫切需求，阿联酋外交政策愈发转向战略自主。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的签署标志着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从敌对转向合作，成为阿联酋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长期以来，阿联酋秉持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立场，尤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与以色列保持敌对。阿联酋本身与以色列历史恩怨较少，在新一轮战略谋划中，其更注重现实主义利益，除了考虑平衡与伊朗等修正主义国家的力量外，阿联酋也意在借助以色列的技术实力强化自身在新兴产业上的竞争力。阿联酋意识到，单一依赖军事手段难以构建长效安全机制，而发展高科技、推动经济转型才是实现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根本路径。而与以色列的合作，不仅有助于引入其军事技术优势，提升本国防御能力，更重要的是为阿联酋提供了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宝贵契机，软实力合作同样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动力。
作为中东金融科技中心的“第一梯队”，阿联酋和以色列均高度重视科技创新。阿联酋希望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以色列在人工智能、农业科技、医疗创新与数字经济领域具备显著优势，正好与阿联酋希望借此构建“后石油经济”新支柱的需求相契合。在关系正常化后，双方在贸易、技术、能源、投资等众多领域开展了深度合作。在经济合作方面，双方正式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该协议于2023年生效，涵盖近96%的商品类别，计划于2027年前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00亿美元。这不仅降低了关税壁垒，还显著提升了阿联酋非石油部门的出口能力，有力推动了其经济结构多元化转型。在技术合作上，阿联酋·本·扎耶德人工智能大学与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于2021年共同宣布建立人工智能联合计划，探索AI技术在医疗保健、基因组学等领域的应用。这一合作对阿联酋提升自身在AI领域的技术实力、建立本土高端科技人才储备体系均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COP28)在迪拜举行，阿联酋推动达成一项阿联酋—以色列—约旦三边能源合作协议。根据协议，阿联酋出资在约旦境内兴建太阳能发电站，为以色列提供绿电，而以色列则向水资源紧张的约旦提供海水淡化产能。这一合作项目体现了阿联酋以技术合作带动外交布局的战略。通过《亚伯拉罕协议》，阿联酋逐步将外交重心从军事合作扩展到经济合作、科技创新和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既能保证自身在地区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又能从与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合作中受益，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安全。
总体而言，阿联酋地区战略的背后既是对地区安全格局的回应，也体现出其外交重心的深层次转变———从以安全为核心逐步过渡到以发展为导向，通过经济技术合作，重塑地区话语权。在中东权力格局重新洗牌的当下，这一战略不仅提升了阿联酋的国家形象，也为其迈向后石油时代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在积极参与地区事务、努力缓和邻国关系、营造更稳定的周边环境的同时，阿联酋日益重视拓展全球层面的多边合作。根植于摆脱石油依赖、推进经济多元化的迫切需求，阿联酋将全球多边合作视为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路径，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印度—在中东—欧洲经济走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国际合作平台，主动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断扩大与主要经济体的战略合作，提升国家经济影响力与国际竞争力，体现其发展逻辑的多边外交模式。
从2010年底中东剧变爆发至今，美国在中东持续实施战略收缩，领导力下降，地区多极化进程加速。阿联酋等中东国家战略自主不断增强，积极推行多元化的平衡外交，愈发重视与中俄等其他国家的多向外交，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阿联酋与沙特作为海湾地区两大经济体，又同为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双方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长期保持着紧密联系，联合投资已涵盖基础设施、房地产、能源、金融等多个领域。沙特是阿联酋的阿拉伯世界第一大贸易伙伴、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阿联酋在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投资总额超过92.6亿美元。为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双方于2024年11月在阿布扎比举行了联合领事委员会首次会议。同年12月1日阿联酋总统会见沙特王储讨论双边关系，强调加强海湾国家间合作的重要性。在2025年世界政府峰会期间，阿联酋与沙特签署金融领域合作协议，拓展双边金融合作。同为“OPEC+”机制核心成员的阿联酋与沙特在国际能源市场上也保持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能源变革，加强在绿色能源与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对阿联酋而言，与地区大国的深度协作不仅能服务国内经济转型和技术跃升，还有助于其在区域层面塑造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在大国博弈中争取更多主动权。
2024年1月1日，阿联酋正式加入金砖国家，成为其多边经济合作策略的一大亮点。金砖国家是由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新兴大经济体组成的集团，成员国的GDP总和超过26.3万亿美元，总人口更是超过32.6亿，这样的规模无疑为阿联酋带来了巨大的商业机会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加入金砖合作机制的第一年，阿联酋各类组织机构积极参加金砖机制下的各类会议，包括多次部长级会议，展现出寻求与发展中国家、全球新兴经济体进行多边合作的强烈意愿。阿联酋致力于实现战略自主，积极开拓新市场，通过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贸易关系，巩固其作为全球贸易中心和物流枢纽的地位。而金砖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与贸易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占全球GDP的35%左右，并随着规模增长，预计在10~15年内将占到全球GDP的一半以上。阿联酋加入金砖合作机制有助于其进一步深化与中俄等金砖成员国的合作，增强其在全球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
中阿合作是阿联酋全球经济战略的重要支柱。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阿联酋作为重要沿线国家，积极响应并深度参与，连续多年稳居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及最大投资目的地。除了前文提到的能源和数字科技领域外，传统基建设施领域也是双方合作的重头戏，涵盖铁路、港口、航空、城市基建等多领域。例如，阿联酋伊提哈德铁路项目连接7个酋长国，还与沙特、阿曼等国铁路联通，是海湾铁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建集团等多家中企参与了伊提哈德铁路的建设，为推动阿联酋经济发展、推进海湾地区互联互通贡献了力量。2025年，中建中东公司又斩获阿联酋光伏EPC和迪拜岛跨海桥项目两大基建项目，进一步深化了中阿政府及企业的战略合作。通过这些项目，阿联酋不仅优化基础设施布局，也借助中国的技术与投资，推动自身经济转型与全球化进程。
阿联酋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近年来也持续深化。在“OPEC+”框架内，两国密切协调，致力于稳定全球石油市场，以确保各自的能源利益。面对西方对俄制裁，阿联酋凭借其全球金融枢纽地位，成为俄罗斯企业的重要国际通道，目前已有4000多家俄罗斯企业在阿联酋注册，投资覆盖房地产、先进技术、物流和金融等行业。阿联酋对俄投资占阿拉伯国家对俄投资的80%以上，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和港口开发等领域，而两国的贸易额已达100亿美元，并有望进一步增长。此外，·本·扎耶德是近年来唯一一位与普京总统多次会面的苏联以外的国际领导人。阿联酋还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调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囚犯交换的事项上。
在长期的安全依赖与政治协同中，美国一度是阿联酋最为重要的战略伙伴，双边关系建立在深厚的安全合作和援助机制之上。然而，自“阿拉伯剧变”爆发、中东陷入动荡失序后，美国加速中东战略收缩，尤其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2020年)，不仅减少对中东的干预，还加大对华战略竞争。美国领导力不断下降，中东逐步进入“后美国时代”，地区国家的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阿美关系的传统模式也发生了转变，阿联酋开始重新审视并调整对美关系的路径与内涵，开始摆脱对美国的单一依赖，转向更具弹性与主动性的多元平衡外交路径。尽管安全依赖有所削弱，但长期积累的合作基础仍使阿美关系保持延续，双方合作的重心逐渐从传统安全向科技创新、太空探索和人工智能等低政治领域转移。阿联酋“希望号”火星探测器于2023年7月成功进入火星轨道，成为全球第五个成功将探测器送入火星轨道的国家或组织。这一探测器由阿联酋与美国联合研制，不仅体现了阿联酋在航天领域的重要突破，也标志着两国在太空探索方面日益深入的战略合作。
拜登政府执政(2021~2024年)期间，美国虽适度回防中东，但仍不主张直接干预而致过多牵涉其中，战略重心也转移至了亚太地区。至于阿联酋，随着战略自主意识的增强与实力的提升，早已认识到实施多元平衡战略更利于其追求更高层次的国家利益，再加上此前在地区层面的强硬外交策略受挫，意欲与地区国家缓和关系，其外交政策也重新向经济外交倾斜。阿联酋尤其重视与美在科技领域的长期合作，旨在巩固阿联酋作为全球创新、人工智能和先进技术中心的地位。2024年，阿联酋总统·本·扎耶德首次访美后，阿美两国政府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重点关注双方在商业、气候变化、外交政策和太空探索等领域的合作。此外，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2023年在新德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启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的进展情况。
2025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正式开启特朗普2.0时代，美阿经济合作将在此前建立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太空科技等前沿领域，已然成为美阿合作的重要增长点。同年2月，G42与微软联合推出“负责任人工智能机构”，并宣布将在阿布扎比设立“人工智能造福社会”实验室分部，这一合作将推动阿美AI合作走向新阶段。值得注意的是，G42此前亦与中国华为在AI和云服务方面保持合作，阿联酋在协调中美技术力量中展现出灵活应对策略，尽可能在两者之间寻求技术与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此外，从特朗普1.0时代就有合作的太空探索计划也将在2.0时代得到延续。阿联酋也积极参与NASA的“阿尔忒弥斯计划”，包括派遣首位宇航员进入月球轨道，预计任务于2030年执行。阿联酋在太空探索领域的投入预计将继续增加，以确保在未来的全球太空竞赛中占据一席之地。
尽管美国国内政权更替，但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在中东的政策基调不会发生根本转变。其整体方向仍将延续抽身中东事务的趋势，逐步减少在中东的直接干预。同时，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最大成果，在其重返白宫后势必将继续推动巴以关系的新调整，以符合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构想。此外，对伊朗的强硬立场大概率也将贯穿始终，以维持其对中东安全议题的主导权。这一框架背后实则是服务于更大范围内的对华战略博弈，中美竞争将伴随特朗普的回归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对阿联酋与两国的合作势必会产生影响。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就从中东偏移到印太，对华制裁、限制俄罗斯。阿联酋与中国日益紧密的合作关系，长期以来引起美国的不安，而特朗普2.0时期极大可能会展开新一轮对华贸易战，通过各种手段干预影响阿联酋等中东国家与中国的合作路径。以近期措施为例，自2025年3月4日起，美国对进口钢铁铝材全面征收25%关税，尽管中国对美直接钢铁出口仅占0.8%，但存在大量钢铁通过越南、韩国等第三方转口渠道进到美国，难以避免受到波及。此外，此政策还引发了连锁贸易反应，触发海湾国家保护性措施，沙特等产油国随即加强钢铁铝材贸易壁垒。3月20日，海合会正式宣布对中国产特定规格铝合金板征收反倾销税，印证了外界对中美贸易摩擦向第三方扩散的担忧。然而，面对特朗普政府此类的升级施压，阿联酋仍将优先维护自身经济转型与国家利益。短期内或通过灵活调整贸易路径，如利用政策窗口期扩大出口或利用转口贸易规避关税来缓解冲击，但不会切断与中国的战略合作。阿联酋清醒认识到，其国家愿景和经济改革高度依赖中国在新能源、数字基建等领域的产能与技术输出，若屈从美国压力，将直接冲击本国产业升级计划。阿联酋的策略核心是务实平衡，既不过度刺激美国，也不放弃与中国合作带来的实际利益。
2023年9月，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峰会上宣布了一个大型铁路和航运走廊的项目———“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将通过铁路和海路将欧洲、中东和印度连接起来。这是美国参与主导的一项基建项目，参与方包括阿联酋、沙特、印度、以色列、意大利等。该项目若能真正落地，预计将为参与各方间的货物运输速度提高40%，这无疑给阿联酋带来巨大的收益。一方面，通过管道网络连接，阿联酋能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满足印度和欧洲等能源需求旺盛的邻近市场的需求，从而实现最大利益；另一方面，增加阿联酋与印度、海湾各国及欧洲的连通性与紧密性，增加贸易往来与合作机会，成为全球运输和物流的重要枢纽，支持国家愿景和经济多元化转型。这种全球连接不仅能为阿联酋吸引更多外资与技术合作，也能其巩固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
“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的项目构想在路径与目标上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高度重叠，本质上是美国试图整合盟友力量，遏制中国，加大对华战略竞争的力度的又一战略手段。在这样的大国博弈格局下，阿联酋并未选边站队，而是秉持“发展优先、利益优先”的现实主义立场，既坚定推进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深度合作，又灵活参与美方提出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计划，将自身的区位枢纽优势转化为经济和外交优势，以实现多方位互联互通。这一多边并进的外交政策体现出日益向服务国家发展重心回归的趋势，使阿联酋能够在大国竞争中保持战略自主和灵活性，实现对外关系的多元平衡和对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阿联酋的对外战略已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导向，转而向以国家发展利益为核心的发展导向演变。转型的背后，是内政逻辑主导外交战略的深刻体现。从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视角来看，阿联酋外交战略的形成，是国家愿景的宏观设计、政治结构的支持、领导层的认知转变与执行力、经济转型的压力等诸多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阿联酋对国际结构体系变化的主动适应。
从实践路径来看，阿联酋外交战略亦呈现出鲜明的发展导向，凸显经济外交优先、技术合作驱动的战略重点。在经济转型方面，阿联酋将经济可持续性提升至国家安全层面，在传统能源合作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新能源，积极开拓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前沿技术产业与合作，持续推动经济多元化转型和社会现代化进程。在地区安全战略中，阿联酋奉行多元平衡战略，强调以发展促安全的合作思路，将经济实力转化为话语权，推动构建地区新秩序。在全球经济合作上，阿联酋既稳固与美西方传统盟友的合作，又深化与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的伙伴关系，拓展外交自主发展空间，合作重心聚焦于新能源、新基建、新技术等务实领域，以降低战略摩擦风险，从而更有力地推进国家愿景的实现。
在全球多极化不断演进、区域安全格局不断变化、大国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面对特朗普2.0时代可能带来的美中博弈升级、地区冲突频发与技术竞争加剧等风险考验，阿联酋未来外交将以发展利益为核心，维持战略自主，持续强化以经济与技术合作为支撑的发展型外交，弱化传统安全同盟在政策中的地位。在地区层面，阿联酋以缓和局势以利自身发展为主，深化与以色列的经济合作，同时在伊朗问题上采取降级缓和策略，避免卷入美伊冲突，坚持以发展促安全的主线。阿联酋高度重视前沿技术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意义，持续推进与各国的技术合作，面对愈发激烈的科技竞争，阿联酋仍须稳步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摆脱技术依赖的风险，这也将成为其未来外交的重要方向。未来五年是实现“阿联酋2031”愿景的关键期，阿联酋能否保持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下精准借力，化外部压力为自身发展转型的跳板，能否将国内发展需求与外交战略有效衔接，将成为其面临的持续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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